付建龙，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内容提要：

　　“枫桥经验”在发展中传承，在创新中升华，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它逐渐从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演变成基层治理的经典范式。基层社会治理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至“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其效果直接牵涉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国家的长期稳定。本研究从“枫桥经验”作为基层优秀治理范例的角度出发，结合各个时期社会矛盾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探讨了“枫桥经验”发展中的内涵要义，并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践为典型案例，系统梳理和剖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从理论层面逐步推导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的内在逻辑。不应再将“枫桥经验”仅仅视作一种治理手段的观点，而是将其提升为一个全面、系统的治理体系，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理念的生动体现进行深入研究。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也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剖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研究，总结了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枫桥经验；网格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并提出。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时提出，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下，如何以党建工作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基层工作的重要课题。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要求，本文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出发，以栖霞区仙林街道实例聚焦网格化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阐释栖霞区仙林街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规律性成果研究，探究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仙林实践成果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一、从矛盾到善治：“枫桥经验”核心要义的发展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省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如果从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入手来阐述，枫桥镇群众干部创造的“枫桥经验”主要用于改造游手好闲的“不良人员”及“四类分子”，“管制”特征明显。“枫桥经验”坚持“捕人少，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等原则来开展社会化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原有基础上，从社会管理角度出发，“枫桥经验”创新并发展为服务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维护各地社会治安的基层治理方法，在这一阶段，“枫桥经验”的“管制”特征逐渐减弱，而突显出其“治理性”，逐步演变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端于干部群众的实践与创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可以改善基层治理现状、化解基层矛盾与维护基层稳定的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案。

　　综上所述，“枫桥经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枫桥经验”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与实践起来的，以人民为主体是“枫桥经验”的价值来源与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自治性的特征明显，在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部门勇于把治理权、决策权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建立民主决策程序，组织群众共同商讨，吸收基层群众治理建议，集体决议。二是运用“枫桥经验”工作法化解基层矛盾，达到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社会发展。多年治理实践表明，“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地化解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积极运用积极要素，依靠群众自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建设秩序性强的基层治理环境，以此实现社会和谐局面，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为推动国家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三是“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具有示范作用和重要意义的社会基层治理方法，因其历经多个世纪，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从党的领导到多元化主体参与，合力使“枫桥经验”具备明确性、持久性和普遍性，因而具有示范作用和重要意义。所谓明确性是指确定内涵；所谓持久性是指长效稳定发展；所谓普遍性是指“枫桥经验”的发展要义和治理方法适用于全国各个地方。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相互作用、紧密连接，构成了“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主体、三治融合、预警预防、基层基础。要深入理解“枫桥经验”的概念，就必须对其所蕴含的核心内容进行厘定与阐释，“枫桥经验”的根本内涵与发展的最高价值导向在于“以人为本”，本质上是满足了人民群众与社会治理发展的需要，蕴含了人文精神，注重运用民主思想解放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人，坚持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这不仅反映了“枫桥经验”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和纠纷方面的鲜明特点，而且融合了中国在新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战略，充分展示和发挥了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为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解决冲突和矛盾纠纷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实践经验。同时，“枫桥经验”通过发展和创新所带来的内生动力，以及运用群众路线形成的有效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多元化冲突和纠纷解决机制的成熟稳定发展，其蕴含的核心要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化解矛盾

　　矛盾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潜在的冲突性和破坏性不容忽视。若我们能够采取前瞻性的预防措施，在矛盾尚未激化之际便着手干预，同时，在矛盾爆发后，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成熟方法和策略来妥善解决，便有望有效遏制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和扩散，从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种积极主动的矛盾管理方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较为丰富，人民群众的需求开始向精神层面的富足转变，如追求供给侧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因社会转型的加速导致社会矛盾纠纷增加，这些都成为制约人民群众追求生活幸福感的消极因素，进而制约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条件下不断创新摸索，枫桥镇干部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在“枫桥经验”的内核精神指导下，创新了一系列解决纠纷的优秀做法，形成了“三立足”纠纷解决模式，为将矛盾化解在未激化前作出重要贡献。这个模式强调从小处着手，在矛盾激化前尽早化解，如建立一套纠纷预警机制，实现预防和调解工作前置，通过“德治”来塑造和谐民风，达到“治未病”的效果。另外，组织评选道德模范和友邻和谐家庭的活动，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注入和谐元素，这充分体现了“枫桥经验”以德服人的精神实质。

　　　(二)优化治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就“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提升治理效能。目前“枫桥经验”已从地方经验转变为全国治理范式，其实践路径也在不断精准化、标准化，各地坚持党建引领，重点突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辐射和协调作用，优化治理主体，动员组织、行业专家、地方精英等主体参与，使调解主体从单一调解走向多元，以此提升治理动力；建立智慧治理结构，打造了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结构，实现了体系优化。“枫桥经验”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具体表现为，在基层治理中，积极构建并推行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基层自主培育自治组织，引导基层社会组织在集体决议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引入街道所在区域内的企业参与到基层治理，履行社会服务义务；加强预警预防的群众队伍建设；有效推进智能化治理的运用，以此充分实现政府主导、人民自治、社会治理有序调节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作用。

　　(三)丰富内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枫桥经验”最初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始于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来逐渐丰富其内容、实践意义并扩大其范围，逐步发展形成了城市社区“枫桥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枫桥经验”工作法已成为全国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推广范式。相关学者指出，枫桥当地干部群众始终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切实走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各类社会问题、冲突不断涌现，加剧了社会矛盾。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的基础建设、医疗保障等方面相比城市都处于滞后状态，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社会发展背景下，“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建设的过程中，依旧坚持运用“预防”“预警”等方法手段，化解社会治理矛盾纠纷，把握其核心要义，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组建工作队伍积极预防，将矛盾在爆发前就地解决，以此创新丰富“枫桥经验”内涵，保障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同步进行。2004年在《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指出：“平安健康”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涵盖了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各方面的，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多层面的广义的“大平安”。由此可见，从狭义的“平安”到保障社会经济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大平安”，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治理理论论述的雏形，也是“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创新上的进步，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枫桥经验”自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与发展阶段。顺应科技发展，此阶段引入“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也逐渐建立，优秀典型案例也不断涌现。例如，浙江杭州富阳春江街道以“小队会”模式撬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大格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以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与时俱进，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南。

　　综上所述，“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经典范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用实践检验了其科学性和有效性，逐渐演化出新时代下“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理念，对目前基层治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丰富的实践价值。

　　二、从“枫桥”到“仙林”：“经验”创新发展的典型分析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实践，其持续发展与创新面临多重挑战。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地方治理的成效不可避免地受到现有技术资源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然而，“枫桥经验”正是在治理理念、治理技术和治理系统的不断革新中实现了自身的突破与发展。自其诞生以来，“枫桥经验”在提升治理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国基层治理领域贡献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治理智慧。这些经验和智慧不仅具有地方意义，更对全国范围内的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的重要论述精神，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积极适应城市发展新趋势、基层治理新任务、居民群众新需求，聚焦党员干部懒散、居民群众松散、社会资源分散等难题，以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为重点，着力打造以“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网格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仙林经验”，助力区域治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

　　(一)坚持“到边到底”，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

　　“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是仙林街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宗旨。仙林街道网格治理纵横交错、深度融合，牢牢兜住基层机制的基本面，在不增加编制、不改变职级的基础上，整合重构机构职能，把29个内设科室整合为“七部一局一中心”，分别与社区责任捆绑、工作共担，双向沟通协调、共同发力，实现推动各项工作“一盘棋”。街道把10个社区划分为90个综合网格、195个专属网格，将2668个驻街单位全部纳入网格，实现社会治理纵向“精准到点”；在此基础上，把小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高校、建筑工地、企业、河道等十大类别“合并同类项”，成立439个网格一家亲“同心圆”，实现同类服务横向“串珠成链”，落实网格沉边到底的措施。近300名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全部担任网格负责人，把“五个建设”梳理归纳为区域党建联动、群众工作联做、平安法治联创等网格“十联”工作，全面发挥街道党工委治理“龙头”作用，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将党组织设置嵌入网格，党员干部也由“条线专才”变成了“网格通才”，形成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审批服务一窗口、综合执法一队伍、基层治理一网格、指挥调度一中心“1+4”治理模式，以严密的组织体系支撑基层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管控”，推进主动化服务方式

　　仙林街道坚持紧抓“源头管控”，优化服务方式，围绕城建城管、市场管理、应急处置等领域难题，网格第一时间收集诉求，推动职能部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全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提供“进万家门、访万家情，送万家暖、结万家亲”服务，动态掌握需求，跟踪提供服务，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努力践行广开渠道收集信息，就地就快处理问题、定期回访跟踪管理、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等环环相扣的“四步法”化解矛盾；围绕居民最关心的难题列清单，实行“多形式”群众自治，发挥社区、网格、志愿者、民警、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驻街单位的作用，搭建“八方议事”平台，变服务缺位为克难攻坚，采取“三下三上”共同约定方式，在小区普遍订立“居民公约”，制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畅通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真正让群众的事情群众办，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办。2018年7月，仙林街道杉湖路社区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三)坚持“共治共享”，夯实多元化治理格局

　　“枫桥经验”需要紧跟时代发展需要，打造治理共同体。仙林街道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每月对辖区38家物业企业开展“星级评比”，举办服务项目观摩赛，评比结果纳入信用等级评价，形成社区两委成员、物业公司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成立社会治理创新促进中心，同步建立联合党支部，引进和培育17个社会组织，建立由辖区内南京大学等12所高校和银行等较大单位参加的党建联席会议机制，56个单位出资650万元，成立网格“一家亲”协会，目前已累计7303名党员群众、1147个驻街单位、12所驻区高校的350个社团融入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小、助残、助困等各类活动；动员积极分子、网格员、普通群众组建“万家欢”“搭把手”等56支志愿者服务队，每年开展网格文化年、网格“家乐汇”和“五大幸福”系列活动1000余场，6000多名志愿者常年活跃在大街小巷，一个黄马甲就是一个流动的服务站；同时选聘优秀党员志愿者组建“盯得紧”督导考核队，全程参与监督党员干部的网格工作。

　　三、从守正到创新：深化“枫桥经验”发展的治理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它已成为构建更高层次平安中国的基本途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民的需求、社会关系以及基层矛盾都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然以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为核心，但已难以全面回应人民群众在安居乐业、健康安心方面不断升级的新期盼。同时，面对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各种新兴因素和挑战，它也难以应对。经过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持续进行着自我革新和进化，积极适应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它不仅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盼，而且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内容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这些创新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加充实的获得感、更有保障的幸福感以及更可持续的安全感，从而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这一经验的持续创新和发展，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我国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运行特性，在基层治理层面呈现出权威渗透的相对薄弱、治理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动员能力的相对局限等问题。这些由体制结构本身所决定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无限责任”与“有限权力”之间的张力，也即治理目标与现有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换言之，基层治理在承担广泛责任的同时，却往往因权力边界的限制而难以有效施展，从而凸显出体制性矛盾的存在。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枫桥经验”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进程中，依然展现出了持续创新发展的潜力。其所蕴含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不仅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启示和动力。通过深入研究和挖掘“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发展内涵和创新空间，我们可以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街道处于行政“末梢”、基层“顶端”，在城市管理中承上启下，是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有机衔接的重要环节，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节点，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责任主体。经多年实践证明，我们发现，“枫桥经验”在不断发展后依然充满生机，胜出逻辑在于其对基层治理价值输出，成功地响应了各级权力委托者的治理期望，并实现了原有治理结构在逻辑层面难以达成的治理绩效。作为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以新时代“枫桥模式”为启示，将其内嵌于城市社区治理逻辑中，因地制宜吸收利用，形成“枫桥经验”的城市版“仙林经验”，对新时代城市社区善治具有借鉴作用。

　　　(一)党建引领，协同化治理，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的区域和谐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建引领已成为深化基层治理的共识，以党的领导打造协同化治理的基本格局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原则。要让“枫桥经验”在城市社区扎根，就要不断对“枫桥模式”进行完善，把党的思想理念、工作方法有效嵌入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因此，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需立足街道自身资源、组织架构等实际，将党建作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中心点，延伸党的工作触角，统筹引领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通过党建联盟、党建联席会、群团共建等，以网格为平台，将驻街企业、高校、小区等有效治理力量凝聚起来，赋予各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特殊身份，强化党建引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组织运行机制，完成从置身事外到参与其中的态度转变，多方协同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帮助解决居民就业、安全隐患整改等一系列居民群众关心的“老大难”问题，以此打造党建引领共治、多元力量共谋，治理成果由居民共享的治理格局，不断探索和创新“枫桥经验”，真正把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实现在融合中共赢、在共赢中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展示的党领导人民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成果来看，当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多元共治时，为确保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在治理中充分展现活力并发挥更大作用，必须强调和支持党建引领的必要性和关键性。在当前的治理环境下，推动党建引领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还能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高效和有序进行。通过党建引领，可以更好地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效能，从而推动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总之，以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的功能整合为目标，打破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壁垒，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的转变，才能为打造守望相助的温馨家园注入力量。

　　　(二)夯实基础，精细化治理，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的网格优势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显性的特征表现为网格化闭环服务治理模式，整合纵横衔接的资源，将社区民生民计、便民服务等进行“织网布格”精细化落实。通过将网格化与“枫桥经验”的治理思路相结合，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上来，打造多元全科网格，实现全心全意服务，做到服务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网格零距离。在具体的网格治理实践中，要打破以往街道科室的职能界限，以尽可能精细的标准划分功能性网格，改变传统层级分工关系，基层街道社区干部每人负责一个功能性网格，承担指定服务职责。例如，红色网格主要宣传党建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整治网格负责拉近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收集居民诉求；志愿网格整合资源，培育社会组织，为社区治理提供活力等，以此解决以往科室2—3名干部负责条线工作管不细、兜不住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要强调党群合作，党员干部要全天候活跃在网格中，带动居民形成“我为大家干、大家帮我干”的良好氛围，共同优化网格管理，使治理工作做精做实，落实服务，实现社区治理服务全覆盖、无遗漏，让矛盾问题在网格内解决，消除隐患，这样做既沿用了“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理念，也落实了服务不缺位精神。

　　网格化闭环服务治理模式作为新时代对“枫桥经验”的创新拓展，其关键之处还在于成功地整合了现代网络与信息技术。通过科学运用这些技术，网格化治理模式构建了一个功能强大的网格化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集基础数据收集、服务事务处理、短信互动交流、工作协作沟通以及系统管理于一体，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多元化整合。这一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确保了对每一个社区及其网格成员的全覆盖治理和服务，有效避免了治理盲区的出现。网格化闭环服务治理模式对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采纳，实现了一站式受理、全网络协同的高效运作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为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这种技术驱动的治理模式创新，“枫桥经验”得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三)以人为本，人性化治理，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的为民导向

　　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平衡稳定性和灵活性，人性化治理思想为其提供了实现这种平衡的可能性。在进行街道社区基层组织治理的过程中，要坚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理念，贴近群众，走好群众路线，街道社区主体要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做好“稻穗式干部”，接得了地气，弯得下腰身，多听多看群众的所需所盼，将人性化治理中所蕴含的关怀、温暖等优势运用其中，重塑居民群众与党组织的情感共鸣，为基层治理奠定深厚的人性基础。同时，要结合法治思维，善用居民群众自治功能提升社区治理的广度，在小区普遍订立“居民公约”，制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畅通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凸显为民导向，利用群众智慧解决群众问题，如在解决环境综合治理、拆迁遗留矛盾中引入群众力量，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培养主人翁精神，以此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荣誉感。总之，根据“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利用人性化治理，加强自治与德治、法治相融合，以自治激发活力，以德治营造氛围，以法治保持定力，实现“三治融合”，“三治融合”是对基层社会治理规则的深度整合与提升。为实现法治的繁荣与昌盛，必须确保其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体系相契合，并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而推动德治的良性发展。同时，在德治与法治的共同作用下，基层自治应展现出既稳定有序又充满生机的良好态势。这一治理模式旨在构建一个既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又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且能够激发基层社会活力的治理体系，其本质还是遵循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绕开行政化牵绊主动服务，借助群众力量为群众办实事，实现居民自治能力与自身利益诉求相匹配，提升居民群众在社区生活的质量，增强社区治理的弹性。与此同时，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治理主体需要防范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借口，导致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和自治组织等逐渐走向行政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国家—社会”交融领域中那些珍贵的柔性治理资源变得僵化和低效。为了防范这种风险，治理主体应当适当拓展基层治理的自治空间，确保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原则，同时运用法治和德治作为重要的治理手段。这样的做法旨在激发基层社会的自治活力，促进基层治理更加有效和人性化，对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与基层民众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紧密相连，它构筑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肩负着在基层深入实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任，是确保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关键环节。从学术视角审视，“枫桥经验”的演进历程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懈为基层民众谋福祉的坚定承诺。自1963年“枫桥经验”诞生以来，它便被公认为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矛盾在基层得到妥善处理的治理标杆。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枫桥的基层干部更是走在了时代前列，为“四类分子”摘除政治帽子，率先实现思想解放，成功构建了广泛吸纳群众参与的社会治安防范网络，将社会管理理论有效转化为实际行动，为枫桥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积极力量。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枫桥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地方性的智慧与方案。这一历程不仅体现了“枫桥经验”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也彰显了其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地位。

　　本文所总结出的网格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经验既是新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也是解决社区顽疾的良方。通过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党组织领导力，纵向上将治理链条延伸至基层的各个层次，横向上扩展整合治理主体资源至各个角落，动员党员及群众参与治理，构建融法治、德治、自治为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有效提升，进而实现社区居民安居乐业、区域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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